米色黄色的化妆品店名(米黄色好听的名字)

题记：我们因为弱小、怯懦，所以才象气泡鱼一样把自己鼓胀，装作很强大的样子。

那几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气泡鱼。

走出学校北门就是城墙西南角。残阳西照，城阙披着霞光，像埋在灰烬里的火光。从城墙西南角沿环城南路向东，到朱雀门外往南拐，沿朱雀大街一直到子午路医科大学附医院门口，停下自行车，从书包里拿出水杯，喝几大口水，休息一会儿，有时候会在街边的书报亭买一份《华商报》。从这里再向南就是杨家村，西安城南有名的城中村。各色招牌、各色人流、各色味道、各色嘈杂，窄窄的街巷充满城中村中应有的一切。自西往东穿过杨家村，疾步走过长安南路，然后穿过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就到瓦胡同了。全程五十五分钟。

每周有三个晚上，下班之后，我要赶往那里，给广播电视大学的走读生们讲课，从7点到10点，上完课再原路返回。

我觉得我就是一块气泡鱼，上课前充满元气，精神抖擞，光彩四溢，变得饱满而坚硬，站在讲台上就开始泄泻元气，吐出华彩，等声嘶力竭地喊完最后一声，然后坍塌成一坨没有灵魂的肉体，除了沉重和迟钝，就是无边无际的疲沓。

这是1999年秋季，我的生活状态。那年我26岁，已经留校工作两年了，月薪是三百一十三元零七角，孩子已经出生，爱人在读研究生，我竭尽全力扛起生活。

其实我并没有做好准备。

大学毕业，有一份高尚的职业，清净的工作环境，优雅的生活方式，这是我对生活最初的期望与设想。但现实生活的穷苦，还是让人猝不及防，一切都跟期望和设想的完全不同。

微薄的薪资还不够两个人的生活费，我们去朱雀蔬菜批发市场去买两大袋子胡萝卜和白菜，每天早上炖一锅白菜粉条，馒头烩菜吃上一整天。几乎每年年中都要向单位借钱，年底从津贴里扣去债务。

拮据的生活日复一日地积攒着自卑、压抑，以及对家人的愧疚和对自己的痛恨。

其实我早就见识过大学老师的清贫。

大一的时候给H老师搬过家。清秀稍带羞怯，儒雅还有点严肃的H老师，给我们讲《古代文选》，他刚刚评过副教授，按照当时的住房制度，他可以从单间房搬到一室一厅了。心里怀着好奇，踏进筒子楼一层他的那间房里，我有点愣住了，房间太小了，十平米左右，书籍占去大半间，床被挤到窗户下，一挂素色的布帘隔开它，也遮挡住它的窘迫。灶头、厨具和碗筷就缩在门口一张不大的桌子上，好像吃饭在这个家里根本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洗脸盆、毛巾和洗漱用品躲在门后，我很难想象H老师一丝不苟的头发和光洁的面容是靠它们打理出来的。房间里真是插只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小的房子住不下一家三口，师母带孩子住在东郊纺织城职工宿舍里，H老师周内在这里读书备课，周末全家团聚。同居一城，却分居两处。

很多老师都住过筒子楼里的单间房。甬道堆满各种物品，同时也是大家的厨房。吃饭时间，楼道里弥漫着锅碗瓢盆和烹煎蒸煮的烟火味道，互相寒暄和小孩子的打闹，刻画着人情浓郁的世间景象。走在其中，会恍入市井弄巷，而非大学老师的居所。

其实，H老师的新家也不大，一室一厅，五十平米左右。一间很小的卧室，一间不大的客厅，一个人用的卫生间。厨房在阳台上，刚够一个人厨间操作。第二次去H老师家里，客厅放了一排书柜，书柜的玻璃闪着清雅的光，把手上贴着小花，白色刻花桌布上，一杯红茶洋溢着师母的热情，家里简洁干净整洁雅致，就像H老师一家由里至外的欢悦。一间很小的房子就可以让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由衷满足。

房子一直是大学老师的梗。我毕业留校后，在房产科报道，那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用苍白干枯的手指“呼啦哗啦”来回翻着房产登记薄，絮叨着，“没床位了，确实没床位了”。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学校每四人分给一间筒子楼里的小单间，所以一个人只有一个床位。

她合上登记薄，歉意的看着我说，“东排前还有一间厨房，你愿意住吗？”

这所古老的学校，校园是民国时修建的，教室和员工宿舍都是平房，解放后校园进行了改造建设，修建了许多大楼，但还留下两处平房没有拆除。一处在校园的东边，靠近学生区，叫东排，一处在校园的南边，叫南排，仍然作为教师的宿舍。许多教师带着老人和孩子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一住几十年。东排前的厨房，是学校为改善教职工生活条件在平房前搭建的一溜一人高的小厦房，一家一小间。房产科的老师说的就是这种房子。我想了想，无论如何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吧，就点点头说好吧。

房产科的老师松了口气，“那就东排最西头间厨房吧，那间房有锁子，但没钥匙，你自己拿工具撬开门就行了”。说着，再翻开登记薄，在那间房的示意图上用铅笔写上了我的名字和部门。

那天下着中雨，我去找见那间厨房。一人高的屋顶，没有屋檐，没有门框，湿漉漉的单扇门板，布满裂纹和霉点，只有顶端的一抹陈旧的红色可以看出来这扇门曾经是红漆刷过的。门栓已经坏掉，前面的主人把一簇铁丝从门栓的洞里引出来，再胡乱的用一头生锈的铁锁锁上。门板的下沿浸在水里，雨滴落下，泥花溅满门板和墙根。虽然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愣在了雨里。

我已经忘了那天的心情。但我清楚的记得，没有抱怨没有失望。那时候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驱除了所有困难，我非常热爱和珍惜这份工作，把它当作人生的机遇和荣耀。况且，我的老师们住的并不比我好，我坚信，这种状况是迟早会改变的。

找来一把钳子，拧断铁丝，买来一套新的门栓重新装上，再买来一把铁锁，搬来被褥和我的一百多本书，那是我全部的财产。收拾停当，躺在床上，拿出那串闪着金属光泽的钥匙，心里竟然滋生出了几分安稳，这算不算我在城里站住了脚呢？

我是幸运的。在那间小厨房里住了不到两个月，上班路上遇见C老师，问起我的情况。C老师立好自行车，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告诉我，师母单位刚刚分了一套房子，他在筒子楼的单间房正好空闲。C老师解下钥匙递给我，“你住我的房吧，我知道你喜欢写东西，那间小房子条件太差了”。我不知道说些什么，C老师已经走出好远。

刚参加工作就有单间房住，这是让住集体宿舍的年轻人们非常羡慕的事情。大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要结婚了，同宿舍里的其他三个人就会搬出去，在学校旁的边家村里租民房，给舍友让路。大家没有丝毫计较，现在的年轻人能做到吗？

虽然深切体会到大学老师的清贫，但这种清贫是我的生活经验所能理解和化解的，当时的内心并没有太多波澜。

我从农村来，生活清贫就是日常。父亲是位教师，月薪贰佰贰拾元，有两年时间同时供三个孩子上大学，我喜欢买书，生活费经常花在买书上，又实在不好意思向家里多要钱，就买了一个煤油炉在宿舍里下挂面吃。有一次，舍友不小心撞翻了炉子，锅扣在地上，面汤和我的自尊心流洒一地，在室友的声声道歉里，我尴尬得无地自容。

上学的时候还有梦想支撑，总是想着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一直坚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想法多么幼稚甚至可笑，但当时这是激励和鼓舞自己的精神动力。

生活的困厄却在日渐浇灭心头的热情。清贫不仅仅是对生活能力的考验，而且是对精神世界的磨砺。小时候，父母把所有的爱和关心拧成鞭策我们读书的家法和戒规，他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这种社会阶层的子弟改变命运的道路就是读书。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和爱憎的态度就看有没有在读书学习。他们为了增强说教的力度，让我们从小就下地劳动，用繁重的体力劳作作为对未来生活的对比，让我们从厌恶和绝望中坚定学习的决心和动力。从那时候，我就刻苦努力的学习，渴望得到父母的爱与关注，认可与接纳。在我的观念里，读书学习是正确的事情，是生在人世的使命。如果一天里不拿出书本看几眼，就觉得时间荒废了，心里会非常愧疚，并因此而焦灼，会觉得自己没有干正经事情。农村的生活过得清贫、卑微而没有希望，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卑贱的出身，让自已充满羞愧和怨忿，敏感的心灵经常陷入猜疑的泥淖，自卑让自已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好在我的生活一直向好转变，虽然工作之后薪资微薄，但相对过去的日子，我觉得还是好多了。而且这份工作让我过上了不同以往的生活，也实现了我以书为伴，优雅安适的城市之梦。

我就是在读书中构建自己的人生意义，用超出同学的学识一点一点垒砌自己的自信、自尊和优越感。但是这份自信和自尊如同细沙堆积的高塔，脆弱得吹口气就会彻底坍塌。

在这种拮据而让人难堪的生活境地里，我需要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的尊严和自信。

我常常想起上学时给我讲《世界现代史》的S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有四十七八的样子，一直不变的短发，印象中他常年穿着灰色的中山装，非常平整，棱角坚硬挺直，总是扣着风纪扣。讲课的时候轻声细语，好像担心惊扰到别人，他也很少抬起头，跟我们没有目光交流。但是课讲得清晰透彻，我对世界史的兴趣和热爱就是S老师唤起的。课间，他总靠在走廊的窗户边点燃一支烟，沉静的表情和夹香烟的姿势，让我至今认为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深沉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每逢期末考试前夕，大家都会上自习，教室座位很紧张，所以宿舍里的舍友轮流值班，起个大清早，六点左右背上八个书包去教室占座位。有一个清晨，轮到我占座位。顶着凌冽的寒风，踏进教学楼的大门，灯光已经全部打开，教学楼里亮如白昼，让睡意未消的大脑一下清醒很多。教室里还没有学生，只有几位保洁师傅提着水桶领着拖把在打扫卫生。我暗自得意，今天抢了个头筹，可以占一个靠近暖气片的座位，一楼二楼太吵杂，三楼刚好。我爬上楼梯，刚转到二楼，突然看到S老师正低头拖地，再仔细看一眼，确实是S老师。我赶紧加快脚步逃上三楼，坐在教室里，心跳如雷，惊诧、尴尬、别扭，甚至惶惧。S老师拖地的样子一如他讲课，平静而认真。但我半天都接受不了刚刚讲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授却在凌晨打扫教学楼，我不知道自己逃避的是和老师四目相对的尴尬，还是接受不了一份美好被现实破坏的残忍，包括老师在自己心中的印象，包括自己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向往。

后来我听说S老师的爱人没有工作，家里有两个孩子，他微薄的薪资不足以支撑全家，所以师母就做保洁工作补贴家用，师母负责的正是教学楼二层的卫生。那天师母生病，老师来替师母工作。

老师扣紧风纪扣是在小心翼翼的保护着自己的尊严。即就是生活困厄，他依然很认真的生活，虽然没有笑容，也没有值得笑容面对的事情，但他依然严格自律，用那份儒雅和沉静维护着读书人应有的样子。感谢老师，在学生面前，从来没有牢骚和抱怨。内心的辛酸与伤痛，表现出来的却是岁月静好，正如他每次悄悄走过校园。

这个时期是西部大学之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西部地区大学由于经济条件较差，大量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导致的人才断层是西部大学跌落的断崖。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至今仍是深切之痛。

不要抱怨那些走掉的老师们，他们的无奈可能比我们更沉重。

我跟大部分年轻教师一样，把襁褓中的孩子寄养在老家，让父母照顾，因为没有时间看管孩子，也没有条件请父母同住。于是冗忙间隙，孩子的笑脸，挥手踢脚的样子，以及身上的味道和嘟起嘴吹泡泡、嘬手指的神态，就会浮现在鼻尖眼前。

走神总被催促打断，牵挂却成为生活的丝丝缕缕。

基本上每两周要回去看一次孩子。没有品尝奔波之苦，因为有思念和渴望。一路颠簸，摇晕的只是劳累和疲惫。

一个初夏，周五下午刚下班，我们匆匆冲到长途车站，乘上最后一班车，赶往老家。车行半路，滂沱大雨瓢泼而下，汽车在雨刮器急促的划动中摸索前行，雨雾的迷蒙渐渐暗淡为夜的漆黑。在县城转车，然后到离家最近的镇上，已经夜里十点多了。还有五六里乡间小道要走。

雨已经小多了，细细落下。丛草中的虫鸣如同远处的星点灯火，闪闪烁烁，忽明忽灭。那条当年上学走过无数次的小路，既熟悉又陌生，我以为它会记得我的脚板还有我的脚步，但它现在却变得对抗甚至刁难，泥泞而光滑，不愿接受我们的每次踏落。一个趔趄，泥水溅落，我和妻子挽起裤腿，弯腰之间算是一次认输，但它依然与我们较劲，无法站稳，无法迈步，表达着它的冷漠和拒绝。

我对妻子说“脱了鞋，光脚走吧”。这下不再滑溜，脚掌穿过烂泥抓住了小路的筋骨。这条路啊，它只接受你的沮丧和狼狈，赤裸的双脚踩入稀泥的声音，是它的嘲弄和讥讽。

妻子双手提着鞋子，默默的跟在我身后，无声无息。小石子磕碜的粒粒刺疼和泥水的冰凉，从脚底传来我的歉疚和伤感。我真心希望妻子抱怨或者咒骂几句，那怕只是一声叹息，但她从始到中都没有。

那条小路在那天晚上记下了我半生所欠。

孩子两岁那年冬天，养在外婆家里。周末去看他，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晚上睡觉的时候，稍稍有点动静，他就醒来，睁大双眼警觉的看着我们。他担心我们又会在他睡觉的时候悄悄走掉。

第二天要走的时候，他抓住床单哧溜从床上溜下来，忙乱的穿上外套，胡乱缠上围巾，蹒跚跑来，抱住我的双腿，仰脸看着我，眼巴巴的祈求，“把娃带上，把娃带上。”悲怆、心痛、内疚化作一行热泪滚过脸颊。我一把抱起孩子，再难再难，这次全家人不分开。

接来孩子，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份。其实孩子喝的是六元一袋的和氏奶粉，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但其他的孩子喝的却是三百元一桶的进口奶粉，这对我不仅仅是压力，更是深深的歉疚和负罪感。

我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在南郊讲课。重复着从环城南路到朱雀大街再到瓦胡同的路线。有时候会觉得这种重复是无望和憋屈的轮回。

应该是200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十点多上完课，骑着自行车回家。

浑浑噩噩的登着脚踏，慢悠悠的无意识的前进。车子突然坠落。

等魂魄返身，意识甦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摔在一个土坑里，脸庞扑在地上，泥土的腥味沾满鼻子和嘴唇。我想爬起来，却动不了，好像身体已经背叛了，不是自己的了。趴了一会儿，再试。腰身四肢也回来了，爬起来，靠着土壁坐下。疼痛也渐渐回来了，从隐钝到尖锐，一直到像锥尖攮刺，特别是左膝盖，麻、辣、痛，颤栗中能感到血管砰砰跳动。

汽车经过，灯光吝啬到抓不住几秒，我看见自行车前轮朝下，后轮折在半壁上，挖掘机的铲印是一片斜劈下来的大刀。我试着站起来，左腿却软弱得像根篾纸，身体是一根沉重的原木，直直摔倒在地上，手指在土壁上抓了一道槽，土屑剌剌落下。

这时候，泪水就流了下来。

无助、绝望、挫败、愤懑汇聚成了恼怒，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一切揪落、抛却。我知道，这时候我恨的是自己，恨自己无能为力，恨自己无法改变。失声痛哭。嚎啕大哭。我已经忘了自己哭了多长时间。

那天晚上，朱雀路修理地下管线，恰巧路灯也坏了。

多少年后，我凝视那个坐在土坑里抱头痛哭的自己，却并没有觉得羞惭和耻辱，泪水没有洗去艰难，但却刷走了可怜的自傲和清高，刷走了对生活的幻想。从此之后，生活里没有轻狂与虚妄，只有冷峻和现实，以及脚踏实际的奋斗。没过几年，我的经济状况彻底改观了。感谢那个土坑吧，还有那个跟头。

而多少年后，当一位校领导在讲话中说到，要让大家尊严做人、体面生活的时候，我的泪水再次滑落。我不知道那些年的那些经历，应该是一笔财富，还是一次苦难？但我清楚的知道，那些不该遗忘的日子不应该再次成为人生之路。